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写道：
“你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不在于它有七种或七十种奇景，而在于它对你的问题提示了答案。”
或许年轻人喜欢深圳的原因也源于此。
深圳的主角从不是她过去的历史，也不是她现在的辉煌，而是在这个城市追梦打拼的一个个年轻人。
他们在这座城市，追寻着一个个梦想，而这些梦想编织着这座梦幻般的城市。这种梦幻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一代代年轻人一砖一瓦铸造的高楼大厦。
今年是哈萨克族女孩高哈尔来深圳的第5个年头。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选择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立业。
站上舞台，享受掌声与喝彩
我叫高哈尔·巴哈提，来自新疆阿勒泰。现在是深圳旷世舞蹈创始人、深圳福田区舞蹈家协会秘书长。
或许是因为听惯了各种“美梦成真”的故事，听到我跳舞以后很多人会问：“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想当舞蹈演员？”而我的答案往往会跳出他们的预想，让他们失望。
实际上，即使后来考到了专业院校的舞蹈专业，我也从没把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我无法为了让故事听上去漂亮、圆满，就给年少的自己按下一个虚构的梦想。
跳好脚下的舞步，享受每一次舞台，是我一直以来对舞蹈的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我的家乡阿勒泰，离深圳有4744.9公里，在北京冬奥会的热度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阿勒泰人骨子里有股韧劲，或许是因为她平均零下20度的严冬，又或是像那巍峨的阿尔泰山，而这种韧劲从小就在我血液里流淌。
专业舞蹈是一条美丽又残酷的道路。如果没有很好的身体条件，即使后天付出再多的努力也很难有所成就。
我与舞蹈结缘也是因为一位在歌舞团工作的远亲看到我身体条件不错，便和父母说了句：“这孩子手长脚长的，身体条件不错，适合跳舞。”就这样，一直十分注重对孩子兴趣爱好培养的父母决定让我走专业的舞蹈之路。
少年离家，好像是所有励志故事的重要桥段，我的故事也不例外。毕竟雏鹰只有离开温暖的窝巢，才能奋起翅膀去搏击那变幻莫测的风云。
2005年，我考到了新疆艺术学院中专部。即使学校在疆内，离我的家乡阿勒泰也有500多公里，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住宿生活。
那时家里的亲戚朋友到乌鲁木齐总会来我的学校看看我。看着身高还没有校门高的我，他们总会埋怨我的父母：“作为父母你们真狠心，高哈尔那么小就送去那么远读书，她身高都还没有校门高。”
十一二岁的年龄是很多人活泼好动的时间段，但那时的我异常的沉默寡言，甚至在上学的几年里和班里的很多男孩子都没说过话。
但沉默掩盖不住的是我身上的那股韧劲。
那时，我的世界里除了练舞没有别的任何事物。
练功对于如今的我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当时刚入门的我们来说，是每天都需要经历的身体上的磨练。
当同班的很多孩子忍不住嗷嗷大哭的时候，我总是咬牙忍着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当然基础的练功只是开始，练舞的苦还在于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需要重复成千上万遍才能做对、做好。
2010年是我艺考的那一年。那时艺考培训行业还没有如今这样的繁荣，网络也不发达，艺考还需要人工现场报名。
报名那一天，我父亲起得很早，也不顾喝早茶，便匆匆前往中央民族大学的报名地点。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我父亲的这般“努力”之下，我的报名序号竟然是600多名考生中的第一位。
就这样，我理所当然的成了第一位站上考试舞台的考生。
后来和母亲一起回忆艺考那一天的经历，母亲说：“当时我和你爸就从考场的门缝上偷看，看到身穿白色裙子的你被引导老师带上舞台，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成长道路上一直都是这样，我曾几百次站在大大小小的舞台，把优美的舞姿、专业的态度、一切的美好都留给台下的观众，而留给父母的都是被汗水浸透的训练服和怯场担忧的背影。
那一年的夏天我是在忐忑中度过的。
因为即使参加了好几所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还是只填报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舞专业。好在那年夏末，我收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九月初，我与母亲一起前往北京。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一切都是新鲜的。
第一次来这里，我有过水土不服、有过时差紊乱，最为重要的是，这里和新疆艺术学院不一样，这里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
他们中的很多学生来自国内优秀的艺术院校，和他们相比我的基础不算拔尖，甚至还有点薄弱。但作为一名哈萨克族女孩，我身上有天然的民族舞韵味。
与普通大学生不一样的是，大学时我除了换了一座城市以外，生活与从前并没有什么不同。早功、上课、晚功，忙碌于排练、彩排与演出之间。
重复的日子，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以至于四年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面临着毕业时，我显得有点措手不及。
在大四毕业汇报演出上，我意外地被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负责人选中，开启了自己的歌舞团生涯。
那时刚20岁出头懵懵懂懂的我甚至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新的身份，但不可否认那是我最享受的三年。
作为舞者，最享受的莫过于站在舞台，享受掌声与喝彩。
刚进舞蹈团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参与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舞蹈作品展演的排练。那是我第一次和歌舞团的朋友们一起表演，最终我们的作品《摘葡萄》获得了金奖。
那三年，我完成了200多场演出，还走出国门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丹、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演出，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带给异国他乡的观众。
即使语言不通，但在艺术的世界里，舞蹈这门语言是相通的。
舞蹈在舞台之外
我从来不是笃定地对未来下确定目标的人。但每当我的人生走到一个个分岔路口，面对新的机会时，我都会遵循内心，去选择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那个。
于是在成为舞蹈演员三年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到深圳继续我的舞蹈生涯。
因为自己一直都很注重家庭和自由的生活空间，所以我选择了创业，而不是进入体制内工作。
自己开培训机构是曾经的自己不敢想象的，可以说除了专业的舞蹈教学外，我一窍不通。撰写策划方案、寻找场地、联系客户、招募老师和学员，每一项工作都在等待着我完成。
为了充分了解一个机构的工作流程，我曾跑去我先生的公司，旁听他们的会议，也曾为了了解财务相关的专业知识，抱着厚厚的专业书籍研究。
舞蹈机构的学员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专业的艺术生，另一类是成人。
决定为成人开设舞蹈培训与我刚来深圳时认识的一位新疆老乡有关。
当时她听到我是做舞蹈培训的工作以后，和我说她身边有很多朋友想学习民族舞，但苦于找不到地道、专业的机构。于是在她们的支持下，成人舞蹈培训也成为了我机构的主要运营内容。
与她们相处也渐渐地改变了我对舞蹈的态度。
对于这群都市白领来说，学习舞蹈不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而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
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下收获掌声是舞蹈，但透过生活中柴米油盐般的平淡，去热爱自己，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命的律动。
除了舞蹈培训机构的工作外，我如今还是深圳市福田区舞蹈协会秘书长。
即使经常忙得晕头转向，我还是很热爱自己的这一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让我与深圳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接触。
在“内卷”与“躺平”说法流行的如今，深圳被人们戏称为“内卷之城”，压力与工作似乎是这座城市的主色调。
我和同僚们的工作让这座城市有了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会经历从最初的一个点子，到编写方案，直至最后付诸行动的过程。
即使中间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但最终演出时，看到台下的观众可以在几个小时的演出中，短暂地从工作与压力中抽身，享受舞蹈，我就觉得这一切值了。
因为舞蹈，不只是舞蹈，更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
在我几百场的演出中，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演出有三场。
第一场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哈萨克斯坦表演的独舞《黑走马》。站在国际舞台，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为自己鼓掌喝彩，我热泪盈眶。我想那时的我起码对得起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对得起培养我的父母和老师。
第二场是《寻心之路》剧目的舞台。那时我已经离开歌舞团，开启了自己的个人舞蹈生涯。
剧目是以藏族、哈萨克族、傣族、蒙古族舞蹈为内容，以极其新颖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文化，我喜欢的是整部作品中拥有的原始生命力和它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
第三场是小舞剧《待嫁》。成为母亲是我舞蹈生涯中的一件大事，那段时间我有过担心、有过失落，害怕再也不能跳舞。
但当我接到导演的电话，问我愿不愿去韩国参加比赛时，我选择了再一次站上舞台。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放下9个月大的孩子，前往韩国参加比赛。
《寻心之路》和《待嫁》演绎的内容是哈萨克族的古老习俗——哭嫁。
哭嫁是哈萨克族传统的婚嫁礼仪，表达的是将要出嫁的姑娘对家人的不舍与对故乡的留念。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将要离开你们，
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的新房将安置在什么地方？
那里像不像这里水草丰旺？
我要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
去那人地生疏的远方，
天真欢快的姑娘时代再不会来，
但愿家乡的父老乡亲安然无恙。”
——《森斯玛》
表演《寻心之路》时我刚进入婚姻，《待嫁》时我刚成为母亲。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完这流传至今的习俗，再在舞台上表演，这种震撼可想而知。
舞蹈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贴近，我隐身于舞蹈之中，舞蹈又述说着我的生活。
习“舞”24年，不敢说舞蹈是我生活的全部，但她是我生活的主调，我走向她，拥抱她，然后融入她。
笔者后记：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尼采的这句名言说得何等美妙。
写完这篇文章的初稿，恰逢深圳疫情，深圳人的“内卷”又上了热搜，有调侃的、有自黑的，也有愤怒的。
其实想来“内卷”与“躺平”很多时候都来自于我们与他人的比较，但我们忘了人生舞台的主角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当主角是你自己，聚光灯下是你的舞台，但无人的角落、平凡的日子也将会是你的舞台。
在高哈尔身上，我看到了“内卷”与“躺平”之外，生活的另一种答案。
-END-
本文由“我从新疆来”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了解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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